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雁门薩氏家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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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萨本敦:我的四叔公  

2014-01-28 14:31:26|  分类: 萨氏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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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前后,我作为记者经常到北京采访,每次都要到灵境胡同看望七十多岁的四叔公,有时也下榻在他家,他是我们萨家唯一健在的辈份最高的人。灵境胡同比较宽,可以进出汽车,他住的房子是铁道部的宿舍,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平房。小平房后面有一座四合院,曾是清朝皇帝宣统老师陈宝琛宅院,而四叔公住的小平房则是陈宝琛家的马厩。我曾到帝师故居看一眼,那里已是破烂零乱的大杂院,凡是可以搭盖的地方都搭盖成厨房、厕所、房间,倒是四叔公住的由马厩改建的小平房,虽然矮小,却还保留着窄窄的前后院,两个房间也很宽敞明亮,住在那里挺舒适的。

灵境胡同东面是中南海,“文革”时期,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老大妈常到四叔公家检查卫生,说是不允许孳生一只苍蝇一只蚊子,还说如果发现苍蝇蚊子飞到中南海影响了毛主席的身体健康,全国人民都会不答应的。

“文革”中四叔公曾遭遇一次“险”。解放前,居住在北京的福州人时常到“福州会馆”聊天、会友、吃饭、打牌,四叔公是那里的常客。北京“福州会馆”里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是叶群的父亲,这位福州老乡经常与四叔公一道打麻将。“文革”爆发,叶群的丈夫林彪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,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,叶群也频频亮相台前,担任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,中央军委委员,中央政治局委员,红极一时,炙手可热。一次闲聊中,四叔公对街坊说道:“我和叶群同志的父亲熟得很,过去我们经常一起玩的。”他或许以为这番话会为他在邻居心目中“加分”,谁知1971913日,林彪、叶群搭机出走,“叛党叛国”,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,史称“九· 一三事件”,四叔公不得不向居委会去“讲清楚”了。

虽然四叔公是我父亲的叔叔,但是他比父亲要小五六岁。曾祖父的元配梁氏生了两男一女,在儿女成年后,曾祖父又娶了一妾,大人们叫她姨太,我这一辈则叫他太婆。太婆和我的伯祖父、祖父年纪不相上下,她又生了两男一女,四叔公是最小的,大名嘉燮,字理臣。

四叔公的婚事是我的父亲撮合的,四婶婆是龚家小姐,大名龚令庄。福州无人不知西湖,也无人不知西湖宾馆,西湖宾馆是在环碧轩基础上扩建的,环碧轩又叫龚家花园,园主就是四婶婆的祖父龚易图。龚易图是清咸丰九年进士,曾任江苏按察使、广东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等。他在福州广筑园林,不但建有西湖之畔的环碧轩,还有双骖园、武林园和芙蓉别岛(双骖园即现在的省气象局,武林园和芙蓉别岛在朱紫坊花园弄,即正在维修的芙蓉园)。龚家富藏书,藏书楼为大通楼,题五万卷藏书楹为匾额,解放后他的藏书大多捐献给了福建省图书馆。龚易图精书法,善绘画,喜作诗,著有《乌石山房诗存》传世;曾在福建、济南、蓬莱、广东等多处留有石刻书法作品。龚礼逸是龚易图孙辈中多才多艺的一个,由于我的父亲和他是挚友,便牵线把朋友的妹妹嫁给了自己的叔叔。

四叔公和四婶婆成婚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据说龚家的陪嫁非常丰厚。后来,四叔公到北京谋生,把四婶婆也接去。再后来,四婶婆发现陪嫁的几千块光洋被自己的婆婆侵吞了,从此把气全撒在四叔公身上,与四叔公成为生死冤家。四叔公和四婶婆育有二男二女,虽然子女事业有成,有高级干部,有火箭专家,但夫妇俩的争吵伴随一生,而且每次吵架都会牵扯出那“几千块光洋”。

曾祖父生于黄巷,从小在“闻雨山房”攻读诗书,由山东武城知县告老回乡后,又添置了东牙巷宅院。我小时曾听说,被太婆锁在东牙巷二花厅阁楼上确有几个四婶婆陪嫁的箱子,那箱里也许还有一些布匹瓷器,但白花花的光洋肯定不在其中。由于家庭不够和谐,酒成为四叔公一生的最爱。我第一次见到四叔公的时候,四婶婆已谢世两年了,他的外孙曾问他到底有没有那几千块光洋,四叔公是这样说的:“什么东西是你的呢?只有在你手中才算是你的,不在你手中就不是你的。”这话虽然充满哲理,但是回答不了外孙的提问。

他多是一人独自喝酒,沈祖同的女儿有时也会来陪他喝。四叔公的胞姐嫁给福州宫巷沈葆桢的嫡曾孙沈觐笏,“觐”字辈之下是“祖”字辈,沈祖同算是四叔公的胞姐、我姑婆的侄儿。因为这层关系,四叔公和住在北京的沈祖同一家便有了走动。

沈祖同曾任中央银行驻台北代表,解放前夕,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一直秘密在做迁台的准备,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转移黄金。当时中央银行在台湾没有分行,运往台湾的黄金就是由驻台北代表沈祖同点存于台湾银行金库的。沈祖同原是张学良的秘书,1933年曾陪张学良去意大利考察,四叔公告诉我,与其说张学良去欧洲是为了考察,不如说是为了戒大烟。我想也是,在茫茫大海中,轮船达到目的地要花一个月的时间,张学良即便毒瘾发作,在海上也找不到鸦片,乘船远航确是戒烟的好办法。

沈祖同的女儿虽然比四叔公低了两辈,由于年龄相仿,既好酒,又好烟,所以相处融洽,相谈甚欢。他们总是面对面坐着,白酒一盅接一盅,香烟一支接一支。有一次我见到她喝完酒后离去,四叔公清点她留下的大把烟头,啧啧惊叹,很有些钦佩“女流之辈”如此豪放。

四叔公一生不曾官居要职,退休前是铁道部的一般干部,在北京有重大活动时,有时还被抽调出来,蹲在铁路边装扮成工人若无其事地抽烟,实则防范“阶级敌人”破坏,保证首长和外宾乘坐火车的安全。即便从事与他“四少爷”身份大不相符的工作,四叔公毫不在乎,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把什么事都看开了。他对我说,他的大哥,也就是我的大伯公,曾教导他说,一个家族是否破落只要看他们家的墙头是不是长了草,我们家决不能让墙头长草的。阔别家乡四十多年的四叔公回忆起他的大哥时问我,我们老家的墙头长草了吗?未等我回答,他自言自语道,现在难道还有一家旧宅墙头不长草吗?

他觉得家族的兴盛或衰败,自有历史潮流主宰,个人既然无力回天也就不用多想,不如以酒为伴。然而他又眷恋家乡,关心后辈。当福州闽剧晋京演出时,他总是提了一瓶酒坐在剧场正中的位置上,一边饮酒一边摇头晃脑地听戏,似乎自己成了神仙;当我和表弟每次进京送给他茶叶香菇等土特产时,他都要在罐子上面标上我们的名字和赠送的日期,说要把我们对他的孝敬记下。

我始终记住四叔公说的“什么东西是你的呢?只有在你手中才算是你的,不在你手中就不是你的。” 他每天都抓着酒瓶,酒,实实在在是他的最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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